中岩投资情绪偏移：生育报道的情绪不一致性启动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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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数字媒介环境中，新闻报道所携带的情绪越来越成为影响受众理解、评价与态度形成的重要因素，情绪传播机制逐渐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以往的情绪启动一般是指情绪在效价维度的一致性启动，即在处理后续信息时产生的情绪与先前信息所传达的情绪在效价维度一致。基于对女性阅读生育议题的调查实验，本研究从效价和唤醒两个维度入手，发现了“受众处理后续信息时的情绪会偏离前置文本”这一情绪不一致性启动现象，即“情绪偏移”现象，并且偏移在情绪启动的两级过程中均存在。基于数据表现与情绪一致性启动机制，本研究推测情绪偏移的发生可能与认知匹配度和情绪自动缓解相关。本文从情绪启动的不一致性及其两级路径出发，对新闻报道的情绪传播机制进行探索性研究，为进一步理解新闻传播中情绪要素的复杂性提供新视角。

作者简介

周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科宇，美国天普大学克莱因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余婉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受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项目编号：23RXW199）支持。

一

引言

新闻文本不仅传递事实信息，也承载着丰富的情绪表达，这些情绪信息会显著影响受众对新闻内容的关注、理解与记忆（Jukes，2017），甚至在塑造公众态度方面展现出超越认知维度的影响力（Lecheler，Bos & Vliegenthart，2015）。围绕新闻与情绪的关系，既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新闻生产维度出发，分析媒体在报道中运用的情绪诉求和情感修辞手段；二是从受众维度出发，探讨公众对新闻事件的情绪表达，并考察情绪在网络空间中的扩散和传播机制（朱红强，刘心雨，2023）。尽管相关研究不断丰富，但仍存在两个有待拓展之处。首先，既有研究往往分别从新闻生产端或受众端进行分析，而非将新闻文本与受众情绪置于互动关系中加以考察。其次，研究多以单一新闻文本为分析单位，忽视了现实新闻消费情境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与连续性，受众往往是在连续接触多条相关新闻信息的过程中形成情绪反应，对某一新闻事件的情绪态度也往往是在多次信息接触与比较之中逐渐形成的。

在解释新闻文本如何连续影响受众情绪反应的问题上，心理学中的情绪启动（emotional priming）理论提供了重要视角。该理论认为，人们在判断后续信息时容易带有与启动信息所包含的情绪方向一致的情绪色彩（Abelson et al.，1982；Balmas & Sheafer，2010；Brosius & Keppliger，1992；Simon，1988）。但在涉及高度个人经验与社会争议的议题时，情绪启动并不必然呈现出简单的情绪一致效应，其作用机制可能更加复杂。

以我国当下的生育议题为例，我们观察到，在现实的信息处理过程中，我国女性在面对生育议题的新闻报道时，其情绪的确往往会受先前阅读的生育议题新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总是表现为与前置信息一致的情绪方向。比如在阅读积极情绪的宣传三孩政策的新闻报道后，一些女性受众会对生育议题新闻产生抵触情绪；或当阅读到关于因生育而造成失业、求职难、身心疾病等问题的悲伤情绪生育报道时，部分女性受众会对生育报道怀有愤怒情绪。

这意味着，在特定社会情境下，情绪启动并不一定表现为简单的情绪一致效应，而可能出现情绪方向偏离甚至逆转的情况。基于此，本文以女性阅读生育议题新闻为研究情境，通过调查实验的方法探讨新闻阅读过程中的情绪启动机制。研究重点关注两个问题：其一，在连续阅读新闻信息的过程中，受众是否会出现与前置文本情绪不一致的情绪反应；其二，如果这种现象存在，其情绪变化路径呈现出何种结构特征。研究通过将情绪启动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并在效价与唤醒两个维度上对情绪变化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并检验“情绪偏移”这一概念，以期为理解新闻情境中的情绪影响机制以及情绪启动理论在传播情境中的适用性提供新的经验解释。

二

文献综述

（一）情绪启动与情绪偏移：情绪一致性启动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

既往情绪启动研究主要关注情绪一致性启动效果（emotion-congruence priming）（Hansen & Shantz，1995），但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我们发现情绪启动中的前后情绪有时候并非一致，这让我们好奇：在情绪启动的过程中，除了传统的一致性路径，是否存在情绪间转变的可能性，从而产生情绪启动不一致的效果？

回顾过往研究，可以发现一些与情绪不一致性启动有关的散落线索。其一是对启动效果干扰因素的探讨。经典启动理论通常基于受众同质化的假设，但是有研究发现，如果受众知道自己是被“启动”的目标群体，那么启动效果就会被削弱甚至是扭转（Ford，Stangor & Duan，1994），这说明启动研究的起点应该充分考虑到受众的差异化个体因素。其二是关于情绪变化的讨论。有研究认为情绪不是一个静态现象（Scherer，2009），因为人类会持续对自身或周边环境进行评估，所以情绪转变（emotion transition）是人类情感反应中的常规部分（Hareli，David & Hess，2016）；情绪调节领域也早已证实，人们并非完全被动承受情绪，而是有时会通过调动与现有情绪不一致的回忆来实现情绪调节（蒋重清，杨丽珠，2005；Erber R. & Erber M. W.，1994），从而促进与其情绪效价相反的信息的加工。这一线索证明人们在受到情绪冲击后会存在自我修复的内在需求，但其侧重点在于人们如何进行有意识的调节，而缺少对调节前的情绪刺激以及无意识启动中情绪调节的关注。

上述分析大多将情绪的不一致性视作例外的干扰因素或者调节结果，而没有回到不一致性本身去关注这一过程，尤其是在连续信息接触情境中关注情绪如何在多个阶段发生演化。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情绪不一致启动中的情绪转变假设为“情绪偏移”，即个体处理后续信息时的情绪与先前阅读的新闻信息所传达的情绪不一致，试图探究情绪偏移的发生路径。与认知启动类似，情绪启动通常被理解为一个“从刺激到应用”的过程（Lee & Min，2020），具体分为情绪材料的刺激和后续加工两个环节。既有实验通常会将一致性刺激视作启动产生的前提，进而检验前置刺激对后续加工中情绪反应的一致性影响，因此实验过程通常分为启动习得阶段（priming acquisition phase）与检验阶段（testing phase）（Caramés et al.，2024）。基于本文关注情绪不一致性的研究目的，有必要将连续信息接触中的不同情绪变化环节均纳入分析框架，将情绪启动划分为两个相对区分的阶段：一级启动和二级启动。具体到新闻阅读情境中（图1）：一级启动是新闻文本情绪向个体即时情绪的转化过程，即个体在接触第一条新闻文本（T1）后形成的情绪反应（E1）相对于文本情绪（E）的变化；二级启动是个体在既有情绪状态基础上，对后续信息（T2）进行加工时所表现出的情绪变化，即后续情绪（E2）相对于先前情绪（E1）的变化。

基于情绪启动的两级过程，情绪偏移可能发生于启动过程的不同阶段，为进行区分，本研究将情绪偏移划分为“一级偏移”和“二级偏移”两个阶段（图2）：一级偏移是指情绪从新闻文本情绪到受众即时情绪之间的偏移，即个体在阅读第一条新闻文本（T1）后所产生的情绪（E1）与文本本身所呈现的情绪导向（E）之间可能存在变化；二级偏移是指从前置情绪到后续信息加工情绪之间的变化，即个体在阅读后续新闻文本（T2）时产生的情绪（E2）与先前阅读后的情绪状态（E1）之间可能存在变化。

（二）情绪理论与内部关联：离散与维度的结合

目前学界没有针对“情绪”一词的统一定义，但大多数学者会将情绪视作一个包含认知、意念、生理和动机等诸多要素的复杂互动过程。其中有关情绪的理解与测量一般围绕两个理论展开：情绪离散理论（discrete emotion theory）和情绪维度理论（dimensional emotion theory）。

情绪离散理论认为，人类普遍存在几种基本情绪（basic emotion），如兴趣、快乐等积极情绪，以及悲伤、愤怒、厌恶和恐惧等消极情绪（Izard，2009）。情绪维度理论则认为，情绪词汇无法摆脱特定客体对象与特定文化，不能作为一种情绪原子用来进行深入剖析（Berridge，1999）。因此情绪维度理论突破了情绪离散理论的局限（在划分情绪种类时只关注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将情绪分为可测量的两个维度，即表示积极或消极程度的效价（valence）维度和表示活跃程度的唤醒（arousal）维度，从而将情绪视作针对特定情境刺激的、相对短暂的、连续变动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进一步发现情绪的根本来源是中介信息刺激对欲望（appetitive）和厌恶（aversive）双重动机系统的激活（Lang，Bradley & Cuthbert，2005），而情绪维度理论中的效价和唤醒两个维度分别表示动机系统被激活的种类和程度。后来有研究进一步发现，双重动机系统中的情绪维度是产生离散情绪状态的基础（Lee & Lang，2009），即特定情境下产生的离散情绪可以在维度理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图3），由此提供了一条将离散与维度两个情绪理论结合的进路（Bolls，2010）。

以往的情绪启动研究主要关注情绪的效价维度而忽略了唤醒维度，我们通过预访谈发现，在一些情绪启动过程中存在唤醒程度的偏移现象。因此本研究将采用“情绪离散—维度结合模型”，以效价和唤醒两个维度作为衡量尺度（Christie & Friedman，2004）。通过同时考察离散和维度两种指标，研究者能够在不同情绪概念框架下彼此对话，促进跨学科合作并进一步推动情绪研究的发展（Wang，Zhou & Xue，2023）。本研究借助该模型的四象限结构，将情绪启动两级过程中的三个情绪E、E1、E2分别放入坐标系中，通过具体考察“E-E1”和“E1-E2”两个阶段的情绪变化，探究情绪启动过程中是否存在情绪偏移及其偏移路径。

（三）女性与生育：观念变迁下的情绪偏移可能性

情绪启动效果并不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只在一部分特定人群中存在，或者当特殊议题联系情境时才会发生（Miller & Krosnick，2000）。与情绪的性别差异有关的研究发现，女性在情绪方面更敏感，更容易移情，更富有同情心（Fuijita，Diener & Sandvi，1991；Grabe & Kamhawi，2006；Grunwald et al.，1999； Johnsen，Thayer & Hugdahl，1995），因此她们更容易感知到新闻报道中所蕴含的情感并可能产生启动效应。鉴于女性作为生育功能的唯一拥有者这一基本生物事实，以及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主流话语对女性与生育之间关系的强调，女性在阅读生育相关新闻时更有可能产生情绪起伏，并且这种情绪起伏很可能随着思想观念变迁呈现出与报道不相一致的差异化特征。

回顾历史，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进程中，个体主义的兴起、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平等化性别观念的出现等思想变化，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于婚姻和生育的观点与实践（Lesthaeghe，2014）。同时，在百余年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女性社会角色的改变、传统家庭模式的变化、人与人关系的重新定义，也直接挑战了传统婚姻与生育制度（赵春兰，范丽珠，2020）。其中，女性的生育观念转变比男性更加剧烈（於嘉，2022）。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女性的社会正当性来源逐渐由生育行为转向主体价值，生育成为女性个体生涯中自主设计的一部分，但同时也面临着传统规范和现实资源的限制（朱安新，翟学伟，2022）。与此同时，在有关女性生育议题的传播过程中，媒体对女性形象的报道依旧充斥着刻板印象（王蕾，2006；张田，2009； Seiter，1986）。当下的生育报道已成为呈现复杂现实与冲突观点的重要场域，女性阅读相关生育新闻后所产生的情绪感知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这有利于我们探究情绪启动中情绪偏移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试图分析女性在面对生育议题报道时的情绪启动效果，以探究是否存在情绪偏移及其相应的偏移路径。

基于对以上文献的梳理，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Q1：含有不同情绪导向的生育报道是否会在女性群体中产生情绪启动效应？

Q2：女性在阅读具有特定情感导向的生育报道后所产生的前置情绪（E1），与报道情绪（E）相比，是否会发生一级偏移？如果是，偏移路径是怎样的？

Q3：女性阅读后续无情绪生育报道后所产生的后续情绪（E2），与先前阅读时的前置情绪（E1）相比，是否会发生二级偏移？如果是，偏移路径是怎样的？

Q4：在整体的两次阅读过程中，是否存在情绪偏移？如果是，总体的偏移路径是怎样的？

三

研究设计

（一）被试选择与实验过程

实验共招募132名符合条件的女性参与者。本研究通过“见数Credamo”进行目的性抽样，将招募条件限定为女性，不设置其他限制，以保证样本的异质性并增强实验结果外部效度。研究者在问卷中设置随机分组题，使参与者在正式作答前被随机分到第一组（无情绪组）、第二组（喜悦组）或第三组（悲伤组）。为控制数据质量，问卷中设置了注意力筛查题，并在新闻材料页面设置了最短阅读时长限制，同时要求每个IP地址只能作答一次。参与者的年龄段在60岁以下，其中年龄段18岁至25岁为主要群体（n＝69，52 .27%）；在职业上，大多数为全职工作人士（n＝68，51 .51%）或全日制学生（n＝55，41.67%）；婚姻状态分布以未婚（n＝84，62.88%）或已婚（n＝46，34.85%）为主；生育状态分布情况为未育（n＝85，64.39%）和已育（n =47，35.61%）；对生育议题关注度的平均值为3.64（从1＝从不关注到5＝非常关注），对生育的态度平均值为2.74（从1＝非常消极到5＝非常积极）。

正式研究过程包括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三组被试分别阅读无情绪、喜悦情绪和悲伤情绪的新闻文本T1，阅读完毕之后被试进行情绪测试。在第二阶段，三组被试都阅读同一篇无情绪新闻文本T2，并在阅读完成之后再次进行情绪测试，最后进行其他维度问题的填写。在参与实验之前，研究者告知被试该研究涉及“生育议题的新闻报道”，不会告知该研究的真实目的。为了增加被试阅读新闻时的专注程度，实验文本强调新闻内容会在后续回答中有所涉及，需要大家尽量记忆新闻信息。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借鉴PAD情绪量表中文简化版中涉及愉悦度和唤醒度的8个题项来测量被试的情绪效价与唤醒程度，以确定其具体的情绪定位。涉及愉悦度和唤醒度的项目（转引自Zhang et al.，2007）与归一化公式如下表所示（孙晓等，2014）。

该量表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与可靠性，且与本研究的研究问题、研究条件与被试情况具有较好的匹配度，适合作为情绪测量工具引入本研究中。

（三）实验物选择

研究撰写四篇模拟新闻报道作为实验刺激物，前三篇分别为用于第一阶段的无情绪、喜悦情绪和悲伤情绪的文本T1，第四篇为用于第二阶段的无情绪的文本T2。有情绪的新闻文本选择喜悦和悲伤，分别涉及“情绪离散—维度结合模型”中效价维度的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由于情绪具有文化差异性，不同文化对于某一情绪的效价、唤醒和独立程度的感知与评价不同（雷迪，2001/2020：10），再加上中国人过去不习惯对情绪的唤醒程度进行主观评定（李晓明，傅小兰，邓国峰，2008），因此在西方语境中处于低唤醒（即坐标系第三象限）的悲伤情绪，在中国语境中则处于第二象限（刘烨，陶霖密，傅小兰，2009）。尽管如此，在中国语境下，悲伤情绪的唤醒程度仍旧相对较低，与喜悦情绪在唤醒维度上存在区别。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选定喜悦和悲伤两种在效价和唤醒维度均有差异的情绪文本开展实验。

模拟的新闻内容改编自澎湃新闻、第一财经、南方都市报三家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媒体的新闻报道，四篇实验物均与生育议题相关，标题分别为：《斯坦福医学院发现血液检测可检测分娩期》《26省份发布2021年出生人口数据》《广东省高龄产妇成功分娩12.7斤重男婴》《被生育“围剿”的四孩妈妈》，分别对应的情绪为无情绪、无情绪、喜悦、悲伤。

在前期，研究者小范围招募30名被试对选取的四篇实验材料进行情绪评估。由于PAD量表主要用于个体自我情绪评估，难以利用此表对某一客观事物进行情绪评价，因此前测问卷主要利用离散情绪理论，每一篇文本的评价都为被试提供无情绪和喜悦、乐观等14种基本情绪选项以供选择，并根据选择的情绪种类的PAD值在情绪离散—维度结合模型的坐标系中找到对应的位置。其中喜悦情绪的效价和唤醒数值分别为2.77和1.21，即坐标（2.77，1.21），悲伤情绪的效价和唤醒数值分别为-0.89和0.17，即坐标（-0.89，0 .17）。

前测结果显示，有76.67%的参与者认为无情绪T1不带有情绪，83.33%的参与者认为T2不带有情绪；75.86%的参与者认为喜悦情绪T1体现出喜悦情绪；74.07%的参与者认为悲伤情绪T1体现出悲伤情绪。对测量结果进行卡方检验，显示不同材料所引发的情绪分布存在显著差异（χ²＝158 .53，p＜0 .05），说明实验材料在情绪操控上具有较好的区分度，符合各自所属的情绪类别。

（四）数据分析方法

首先，基于情绪刺激（E→E1）与后续加工（E1→E2）两个阶段，检验前置文本是否引起情绪启动效应。情绪刺激阶段以被试阅读T1后的即时情绪反应（E1）为因变量，对不同情绪条件组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后续加工阶段采用重复测量方法考察时间与组别的交互效应，检验不同情绪条件是否影响后续信息加工中的情绪变化。

其次，检验各组情绪启动表现是否具备不一致性。情绪刺激阶段采用单样本t检验考察被试即时情绪（E1）是否显著偏离文本情绪（E）；后续加工阶段基于重复测量的简单效应结果，考察个体在处理后续信息时的情绪反应（E2）是否与前一阶段（E1）保持一致；最后，采用单样本t检验考察被试最终情绪（E2）是否显著偏离最初文本情绪（E）。

基于上述数据检验，研究对情绪偏移路径进行分析。路径总体分为一级偏移（E→E1）、二级偏移（E1→E2）、总偏移（E→E2）三个层面。首先，根据PAD量表的计算公式获得每位被试在两个阶段的效价（P）和唤醒度（A）得分，分别计算三个组别在E1和E2阶段的平均值，得到其在不同阶段的情绪坐标。随后，将情绪坐标映射至“情绪离散—维度结合模型”的二维坐标系中，可视化呈现三个组在E→E1→E2过程中的情绪变化轨迹。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采用向量分析方法，计算两组情绪组的三个情绪向量彼此之间的夹角（偏移角度）以及终点距离（偏移距离），探究情绪偏移的方向与幅度特征，对情绪偏移的轨迹进行描述性分析。

四

研究结果

（一）情绪启动效应在女性群体中的验证

情绪启动考察的是“个体对后续刺激的评价更容易受到前置情绪的影响”，这意味着对前置文本是否引发情绪启动效应的检验应当从情绪刺激（E→E1）与后续加工（E1→E2）两个阶段进行分析。

首先在情绪刺激阶段，考察不同情绪文本是否引发不同的E1，即前置信息是否已成功改变个体的即时情绪状态。本研究以被试阅读T1后的即时情绪反应（E1）为因变量，对不同情绪条件组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表2），在效价维度上，组别差异显著（F＝34 .551，p＜0 .001），悲伤组显著低于无情绪组（p＜0 .001）、喜悦组（p＜0 .001）；在唤醒维度上，组别差异显著（F＝15 .295，p＜0 .001），无情绪组显著低于喜悦组（p＜0 .001）和悲伤组（p＜0 .001）。该结果表明，前置情绪文本能够有效诱发受众情绪反应。

其次，在后续加工阶段，本研究采用重复测量方法分析时间（E1→E2）与组别的交互效应，检验不同情绪条件是否影响后续信息加工中的情绪变化。结果显示（表3），在效价（F＝38 .176，p＜0 .001）和唤醒维度（F＝14 .569，p＜0 .001）上，时间与组别的交互效应均显著，说明不同情绪启动条件下受众情绪的变化轨迹存在显著差异。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效价维度上，无情绪组在两个阶段之间变化不显著（F＝1.253，p＝0 .265），喜悦组在第二阶段效价显著提升（F＝6 .906，p＝0 .010），悲伤组效价提升更为显著（F＝122 .994，p＜0 .001），且呈现由消极向积极的明显转变趋势。在唤醒维度上，无情绪组变化不显著（F＝1 .823，p =0 .179），而喜悦组（F＝5 .419，p＝0 .021）与悲伤组（F＝72 .070，p＜0 .001）均表现出显著下降趋势。

上述两阶段结果表明，不同情绪启动条件不仅影响即时情绪，还进一步影响后续信息加工中的情绪变化，且不同情绪类型对应不同变化路径，证明实验材料在被试中引起了情绪启动效应。

（二）情绪启动一致性检验

在确认情绪启动效应存在的基础上，研究进一步考察各组内是否表现为传统情绪启动理论所强调的“一致性启动”。除了分别从情绪刺激（E→E1）与后续加工（E1→E2）两个阶段开展分析外，还需要整体检验最终情绪状态与初始文本情绪的一致性（E→E2）。

在情绪刺激阶段，关注文本情绪与个体即时情绪之间的一致／偏离程度。将文本情绪（E）作为参照标准，采用单样本t 检验考察被试即时情绪（E1）是否显著偏离文本情绪。结果显示，在喜悦组中，被试的效价显著低于喜悦文本情绪的效价水平（t＝-6.804，p＜0 .001），唤醒显著低于喜悦文本情绪（t＝-2.067，p＝0 .045）；而在悲伤组中，被试效价显著低于悲伤文本情绪（t＝-4 .651，p＜0 .001），唤醒显著高于悲伤文本情绪（t＝7 .893，p＜0 .001）。说明受众情绪并未简单复制文本情绪，而是产生了偏离。

在后续加工阶段，考察个体在处理后续信息时的情绪反应是否与前一阶段保持一致。喜悦组在E2阶段的效价较E1显著提升（F＝6 .906，p＝0 .010），仍维持在积极区间，表现为情绪的进一步强化；其E2的唤醒程度较E1显著降低（F＝5 .419，p＝0.021）。悲伤组在E2阶段的效价显著高于E1（F＝122 .994，p＜0 .001），且由消极区间跨越至积极区间，呈现出明显的情绪方向转变；其E2阶段的唤醒显著低于E1（F＝72.070，p＜0 .001）。

最后，将文本情绪（E）作为参照标准，采用单样本t检验考察被试最终情绪（E2）是否显著偏离文本情绪。结果显示，在喜悦组中，E2在效价维度显著低于初始文本情绪水平（t＝-8.618，p＜0 .001），唤醒维度亦显著下降（t＝-3.876，p＜0 .001）；在悲伤组中，E2在效价维度显著高于初始文本情绪水平（t＝6 .590，p＜0 .001），唤醒维度显著降低（t＝-2.379，p＝0 .022）。

上述结果证明了“情绪偏移”，即情绪的不一致启动的存在。在连续新闻信息加工情境中，尽管前置情绪对后续情绪加工产生了显著影响，但情绪启动并不总是以一致性方式发挥作用，而可能在不同阶段发生效价或唤醒层面的调整。

（三）情绪偏移路径

为直观呈现不同情绪条件下的整体趋势，研究将各组在不同阶段的平均情绪坐标映射至“情绪离散—维度结合模型”的二维坐标系中，对E→E1→E2的变化轨迹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分别计算三组E1和E2平均值，能够得到三组别E、E1和E2的情绪坐标数值（见表4），这三组坐标构成了不同情绪路径E→E1→E2的变化轨迹（见图4）。其中点E、E1、E2为第一组无情绪组，点E'、E1'、E2'为第二组喜悦组，点E''、E1''、E2''为第三组悲伤组。从图中可以直观看出，相较于无情绪组，喜悦组和悲伤组的E→E1→E2出现较为明显且幅度较大的情绪偏移。

在情绪偏移路径分析中，本研究使用向量的角度和距离两个指标，分析探究情绪偏移的方向与幅度特征。从图5、图6可以看出，E、E1、E2三个情绪分别对应E、E1、E2三个向量，E→E1、E1→E2两级启动分别对应从E到E1以及从E1到E2的向量偏移过程，并最终形成从E到E2的总偏移。

偏移角度是指两个向量之间的余弦相似程度，能反映两个情绪状态在二维空间中的方向一致程度。若设E、E1两个向量之间的夹角为β，那么cosβ便是两个向量之间的余弦相似度，cosβ的取值范围为[-1,1]，其计算公式为：

但由于余弦相似度包含负值，难以进行比较，因此有研究以余弦距离CS作为两个向量角度比较的尺度（彭凯，汪伟，杨煜普，2013）。两个向量的夹角越大、偏移角度越大，CS的值就越大，也就说明两个情绪的方向一致性越小。余弦距离的计算公式如下：

偏移距离是指两个向量的终点之间的距离长度，即两个终点所组成的向量的模长，反映两种情绪状态之间的整体变化幅度。以E和E1为例，两个向量的偏移距离对应两个终点E和E1所组成的向量EE1的模长|EE1|。两个终点的距离越远、偏移距离越大，|EE1|的值就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表4数据，分别得到喜悦组和悲伤组在两级偏移与总偏移中的偏移角度和偏移距离（表5）。结合上述两个偏移指标，情绪偏移路径可以从方向和幅度两个维度大体可以构成四类情形：（1）高余弦距离＋高模长→不同方向大幅度增强／削弱；（2）高余弦距离＋低模长→不同方向小幅度增强／削弱；（3）低余弦距离＋高模长→相似方向大幅度增强／削弱；（4）低余弦距离＋低模长→相似方向小幅度增强／削弱。

（三）情绪偏移的路径特征分析

1.一级偏移E→E1

一级偏移反映的是从文本情绪E到被试读完文本后的即时情绪E1这一情绪影响过程，这通常被视为“情绪设置”（emotion setting）。新闻文本往往带有特定的情绪偏向，能引导读者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这种引导虽未必决定人们“想什么”，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以何种情绪去想”（徐翔，2018）。然而，这种情绪设置机制并非总能顺利实现，一种情绪的传播效果可能并非与该情绪的出现频次正相关，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情绪逆差”（徐翔，阳恬，2018）。两组文本在情绪设置过程中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情绪逆差现象。

从图6中可以看出，喜悦组和悲伤组从E到E1的变化均表现出“低余弦距离＋高模长”特征，情绪方向变化不大，但变化幅度较大。喜悦组中，在效价维度，E1仍旧维持在积极效价，但积极程度明显下降；在唤醒维度，E1相较E也有小幅度下降。悲伤组中，在效价维度，E1的效价显著降低，表现出更为消极的情绪；在唤醒维度，E1则明显上升，总体呈现高唤醒、负效价的情绪状态。这两组的一级偏移均呈现偏移角度小、距离大的特点，表明情绪E对于被试产生了情绪感染作用，被试与文本在情绪方向上大体一致，但会在唤醒或效价其中一个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在偏移角度有限的情况下出现偏移距离较大的情况，也即情绪的强度发生了显著变化。

2.二级偏移E1→E2

二级偏移是指被试在阅读完文本T1后产生的情绪E1，与随后阅读无情绪文本T2产生的情绪E2之间存在的差异。结果显示，被试在阅读后置中性文本时仍会受到先前文本情绪的影响，但后续情绪与先前文本情绪不完全一致，两组都呈现效价提升、唤醒度下降的趋势。

图7显示，喜悦组从E1到E2的变化表现出“低余弦距离＋低模长”特征，变化角度和幅度都较小，呈现小幅的愉悦度提升和唤醒度降低趋势，整体情绪趋向更为轻松、平稳的积极状态。悲伤组的二级偏移情绪变化更为剧烈，呈现出“高余弦距离＋高模长”特征，效价维度从消极转为积极，唤醒度也从高到低。

从数据层面来看，无情绪组从E1到E2的效价（F＝1 .253，p =0 .265）与唤醒（F＝1.823，p =0 .179）均未发生显著变化，并且喜悦组与悲伤组的二级偏移路径存在显著差别，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喜悦组与悲伤组出现的显著变化并非在所有条件下均自然发生，而与前置情绪刺激存在关联。因此二级偏移的唤醒与效价的变化总体可能受到前置文本情绪的影响。

具体到两维度，还存在其他因果可能性。在唤醒维度，两组唤醒水平都有下降。一方面可能是情绪自然衰减或自发调节，例如个体在经历强烈情绪刺激后可能会启动自动调节策略，以趋向心理稳态（Gross，1998）；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中性文本本身缺乏显著的情绪唤起线索，发挥冷却作用，削弱前一阶段的情绪激活水平。在效价维度，悲伤组并非停留于中性状态，而是跨越象限进入积极情绪。从相对评价的角度来看，这一变化可能与对比效应（contrast effect）有关，即在经历强负情绪之后，相反效价的情绪体验会被增强，中性刺激在主观上会被感知为相对积极，从而使情绪效价出现跨越中性点的变化（Manstead，Wagner & MacDonald，1983），这呼应了既往有关对比效应能缓解负面情绪的研究（Li et al.，2012）。

3.总偏移E→E2

总偏移E→E2描述的是被试在完整阅读完两轮文本后，情绪状态从起点E最终演变到E2的整体变化路径，反映的是情绪启动机制的最终效果。图8显示，喜悦组的情绪总偏移路径在角度上几乎没有变化，情绪类型始终处于第一象限，但是由于效价和唤醒两个维度均有减弱，所以两个坐标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悲伤组的情绪总偏移路径跨度较大，从消极效价、高唤醒的第二象限变为积极效价、低唤醒的第四象限，偏移的方向和幅度都比较明显。

五

结论与讨论

传统的情绪一致性启动理论认为，个体的后续情绪判断往往与先前文本情绪在效价维度上呈现高度一致性，由此证明受众的情绪感知并非独立、理性（徐翔，2018）。然而本研究发现在情绪演化路径中，被试逐渐展现出独立于前置文本情绪的自我调节趋势，其情绪反应表现出与前置文本不一致的特征，也即出现了“情绪偏移”现象。我们可以将本研究所提出的情绪偏移定义为：在前置文本影响下，个体对后续刺激的情绪反应与前置文本所传达的情绪不一致。这种偏移体现在情绪的效价和唤醒两个维度，并且可以被划分为两级路径，最终形成完整的情绪偏移路径。

为什么会出现情绪偏移？可以基于情绪一致性启动的动因机制层面进行推测性分析。情绪一致性启动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基于联想网络的自动化加工路径，强调文本、认知与情绪三者间联结关系，认为个体在有限认知资源约束下，会优先激活与当前情绪状态相一致的节点，形成情绪一致性反应（Baumgartner & Wirth，2012；Bower，1981）。这一机制的隐含前提是文本意义与个体认知之间具有较高的契合性，使情绪能够顺利沿着既有联结路径传播。而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推测，在连续信息加工过程中，可能存在启动文本与既有认知之间不契合的情况，因而出现情绪的不一致性启动。

具体而言，在一级偏移阶段，当文本内容与个体既有经验、身份认同或价值判断存在不匹配，个体可能并不会直接接受文本所传递的情绪，而是基于自身认知框架对信息进行再解释，从而导致情绪在效价或唤醒维度存在偏离。认知加工策略的选择受到信息、人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Forgas，1995）。以往关于情绪一致性启动的研究与选举、赛事等公共领域事件（public spheres）有关（Balmas & Sheafer，2010；Baumgartner & Wirth，2012），读者对内容的理解需要较多认知资源，最快捷的理解路径是直接匹配文本情绪；而在本研究中，生育对于女性来说是认知与情感都比较接近且熟悉的私人领域事务（private spheres）（Ji et al.，2017），其不仅有身体感知层面的生理性意义，也承载着社会层面的身份与情感经验，因此身份认同可能相较于文本本身构成了更为强大、直接的启发式线索，自动将情绪反应从“文本如何”转变为“文本让我感觉如何”。如果文本与女性对生育的认知不能完全接合，其既有认知则可能直接干预文本情绪的传递过程，导致文本情绪会在个体认知背景下被放大或弱化。此外，不同于一级偏移中的认知加工维度，二级偏移除了可能受前置文本情绪影响外，还表现出情绪本身自动缓解的趋势，即个体逐渐回归相对稳定的情绪状态，甚至出现反向情绪激活。这可能源自情绪的自然衰减、后续中性文本的冷却作用，也可能源自个体在经历强烈情绪刺激后的自动情绪缓解。

在尝试回答情绪偏移为何会发生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其意义何在。此前，情绪调节策略（mood-regulation strategies）也同样关注到情绪不一致性在情绪变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Rusting & DeHart，2000），认为情绪不一致性主要源于有意识的动机加工策略，而快速高效的启发式加工（heuristic processing）和与既有认知关联的实质性加工（substantive processing）通常导向情绪一致性（Forgas，1994）。然而，本研究发现的情绪偏移揭示了情绪不一致性产生的另一条关键路径，即一种并非由有意识的动机驱动，而是无意识发生的自动化过程。这一发现与经典情绪调节理论在对情绪不一致性的关注中存在以下重要区别：其一，在驱动力上，情绪偏移源于人的过往认知，情绪调节关注人的当下动机；其二，在意识水平上，情绪偏移作为情绪启动的一种，是无意识的反应，而情绪调节则通常以有意识的动机作为指导；其三，在影响路径上，情绪偏移涉及前置文本对后置文本的有序影响，其关注重点在于人们对后置刺激材料的情绪反应，而情绪调节不强调从前向后的顺序影响路径，专注于个人对单一材料刺激的情感倾向。

此外，投射假说（projection）也与情绪偏移一样，关注既往认知对判断的影响，认为过往经验会被适应性地应用于当前判断（Buckner & Carroll，2007）。在认知启动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有关启动与投射之间关系的讨论，认为启动研究无法摆脱投射也能作为其结论解释路径的问题。有学者从影响路径的方向入手解释了两者的不同：启动理论侧重于前置刺激信息对后续判断的干扰效应（interference effect），遵循从前到后的影响路径，关键在于对前置信息的“记忆”会影响对新信息的加工；投射假说则侧重于对后置信息的认知反向影响对前置信息的“反思性”理解，是一种从后往前的影响路径（Hart & Middleton，2014）。所以相较于投射假说，情绪偏移的不同贡献在于，在情绪维度清晰地展示了认知在实践中从前到后的顺序性影响路径。

总体上，情绪偏移能够从三个方面回应情绪启动研究过去存在的理论盲区：一是拓展观测维度，不只聚焦效价的单维度变化，同时也引入唤醒维度，通过两个维度共同的变化趋势全面理解情绪状态的动态变化；二是厘清情绪启动的内部路径，通过一级偏移与二级偏移深度剖析情绪不一致性的阶段性过程，让情绪启动过程变得更为清晰透明；三是从普适走向情境，基于认知匹配度和情绪自动缓解这两个直接涉及文本与读者间关系的变量，强调情绪启动理论的情境化因素。

情绪偏移也能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新闻传播中情绪要素的复杂性。首先，情绪偏移拓展了对新闻情绪传播的研究视角，从单一文本效应转向连续信息情境中的情绪动态。在现实的新闻消费情境中，新闻报道并非独立存在，前一篇文本往往会为后续的信息阅读提供情绪底色，受众的情绪也并非对单一文本的即时反应，而是在连续信息刺激中经历不断被激活和偏移的动态过程。其次，情绪偏移从情绪角度揭示了新闻传播中的受众能动性。新闻生产实践中的情绪有时是一种缺乏统一标准、具有模糊边界的表达策略（王豪，2025），相应地，情绪偏移从受众角度揭示了受众在阅读新闻时并非被动接受文本情绪，而是会基于既有认知与经验，对情绪进行重新解释甚至反向调配。这说明，公众情绪并非单一而稳定的整体，而是在不同社会经验与价值规范下形成的多个具有差异性的情感共同体（田浩，2024）。情绪偏移正是这种情绪差异性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实践层面，情绪偏移提醒传播者超越对单一文本情绪表达的关注，而从信息序列的角度理解新闻情绪传播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传播者需关注对多个文本的策略性布局，通过策略性的信息组合为受众提供必要的情绪缓冲空间。在与生育、性别等具有一定群体针对性和敏感度的话题相关的报道中，报道本身作为一种“情绪启动器”会直接影响读者阅读下一篇文本的情绪基调，而紧随其后的内容会成为读者情绪回弹的锚点，影响读者的情绪走向。因此传播者不仅要关注单个信息内容本身，更要关注信息的排列组合。同样，如果风险传播的警示性信息本身情绪过于强烈，可能导致读者下意识利用后续信息消解前一阶段的负面情绪。因此，有效的风险传播不只是一味恐吓，而应采取警示与方案并存的组合策略，通过后续的应对方案为即将发生的情绪缓解提供积极的锚点，防止其在情绪的自动缓解中遗忘关键信息。

本文属于探索性研究，主要旨在识别并初步刻画新闻阅读过程中的情绪偏移，未来有待基于更多类型的人群和话题，对情绪偏移的形成原因、适用条件、偏移规律、社会意义等进行更为体系化、规律化的深入研究。

本文系简写版，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3期。

本期执编/曹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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