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7日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景逸策略，与会专家表示，短期内，特朗普关税面临挑战，中长期来看，世界经济大概率会形成中美双核驱动、更多国家参与其中的大循环格局。
5月12日，中美在瑞士日内瓦达成初步经贸协议，双方同意大幅降低关税水平，并建立磋商和会谈机制，继续就经贸关系进行协商。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表示，短期来看，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实施方式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主要原因在于遭遇国内司法挑战。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定实际上是否定了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以及针对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会绕开司法限制，推动针对特定产业、产品或者特定国家的关税。
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多国加征关税的行政令属于越权行为，禁止执行相关政策。一天后的29日，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批准特朗普政府的上诉请求，暂时中止了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定，同时要求原告和特朗普政府在6月5日和9日之前分别作出辩护和回应。
“对于行业来说，特朗普很可能通过提高或扩大232关税征收的范围来增税。实际上他已经将钢铁和铝的关税从25%提高到50%。此外景逸策略，半导体、汽车、制药等产业也可能会成为目标。”屠新泉说，在国家层面，特朗普可能通过扩大301关税的范围来增税，并且可能缩短301调查结论出台的时间来推行。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指出，现在预测中美贸易走向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原因之一在于特朗普将关税作为一种谈判砝码，而谈判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就导致理解美国关税政策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政策框架和博弈框架。现在需要更多关注一些外围因素，如金融市场、两党冲突等。
他进一步表示，从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金融市场动荡、通胀、以及稀土等关键要素供应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贸易谈判进程和美国的态度。同时，经过中美激烈碰撞后，美国内部政治分化加剧，很可能是影响下一步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甚至可能超越前三种力量，需要予以高度关注。
刘元春举例称，近期围绕减税法案，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之间的冲突、美国两党间的冲突、共和党左右翼间的冲突已经全面爆发，成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一个关键短板。此外，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激进的关税游戏，也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对于美国的认识，进而影响全球资本流动。
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可能出现“时而强硬、时而认怂”的反复，但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长期存在。对美国而言，从大国发展逻辑来讲景逸策略，对等关税政策的出台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其实是美国内部深层次矛盾的一种体现。
他指出，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尽享美元霸权的红利，但也付出了制造业空心化的代价。“特朗普的政策转向就是要走逆全球化的道路，可能要‘逆’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也就是全球化还没有开始、美元没有大量向外输出的这么一种局面。”徐高说，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带来收益的同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短期来看，美国国内经济将受到冲击，美国制造业新出口订单已经出现了断崖式滑坡。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债务持续恶化，而美债的可持续性建立在美元霸权之上，这会对美元霸权形成威胁。
徐高还表示，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的上策是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等方式刺激消费、增加总需求，但这是一个较为长期的策略，难度较大且需要时间，所以短期内消费或难以明显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在此背景下，可能还是要依靠投资这一中策来维持经济的平稳增长，能否通过国内投资规模的快速扩张，来对冲外需的走弱，或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课题。
多位专家表示，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之间在部分领域的脱钩可能会继续，但经济结构的互补决定了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斌表示，现在全球贸易被注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变量，就是对地缘政治因素的考量，尤其是对大国来说，国家安全的考量非常重要。
他由此提出全球经济“两驱化”的假说，即中美双方在部分领域自主独立，两者之间会互通有无，欧盟、东盟、非洲、拉丁美洲这些中坚力量会同时与中美保持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
屠新泉也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未来的世界贸易和经济可能是双头驱动，中美之间的贸易联系很可能从直接联系，转向一种更扩散化的间接联系。他指出，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过去几年，通过第三方中转，中美之间的互相依赖还在提高，所以以后“连接国”的地位或会越来越高。
屠新泉还指出，虽然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有很大的话语权或者谈判筹码，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供给方，尤其是中间品和资本品的最大供给方景逸策略，也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有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到中美之间的经济大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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